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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蜗居到蚁族:都市青春残酷升级

从蜗居到蚁族:都市青春残酷升级 流行词典: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似点:高智、弱小、群居。   近来两个词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迅速红了起来,它们就是“蜗居”和“蚁族”。如果说“蜗居”的蹿红得益于那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稳、准、狠地扣上了大多数都市白领(白领博客,白领新闻,白领说吧)的心尖痛处,那么“蚁族”则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它不仅使一群人惊觉“原来我就是蚁族”,也使一群人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群蚁族”,更让一群人回想起自己那段或多或少也与“蚁族”挂过钩的日子,那些每个人不可复制、又不免雷同的奋斗的青春。   有人说,从“蜗居”变成“蚁族”,奋斗在都市的小白领所面临的生活是越来越残酷了。《蜗居》里的海萍苏淳、海藻小贝,至少还有能力把买房作为中期计划提上日程,虽然抠门攒钱的日子实在是苦哈哈,但眼望得前方的事业和家庭隐约有盼头,是苦中也可以哈哈笑的。   而“蚁族”所面临的现实显然更为残酷,这个词的发明者、北大博士后廉思说,其实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一个形象的代名词。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具体来说,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1000元左右的工资,在集体宿舍中租着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绝大多数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生活条件非常差,缺乏社会保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   没钱、没房、没爱,听起来似乎很凄惨,不过也许正是这样尖锐的关键字戳中了现在已经“修得正果”、或正在“修得正果”的一群人。若不是富家子弟,则他们往往也在20来岁时经历过类似的生活阶段。经常在名人访谈中听他们大谈年轻时“闯事业”有多苦:住地下室、吃清水挂面撒点盐、每日以累而繁琐看似使人绝望的工作维生。然而有朝一日熬出头,回望过去苦也甜。肉体虽如蝼蚁一般,可理想是从来不缺货的,对他们是这样,对我们这些“蜗族”“蚁族”同样是这样。谁的青春不是像蚂蚁一样在烦躁和盲目中乱撞,最后撞到出口的?反正至少比《奋斗》好,它们才是真实而残酷却隐含希望的青春奋斗史。   蚁族:我们的青春是正在蓄能的光子   据调查,四成左右的受访者有“充电”计划。当被问及是否准备攻读更高的学位,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出了相关意向,而对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则有更大比例(4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正在准备考取。   在参与编写《蚁族》的张冉等深访员看来,这些“蚁”在北京的年轻人生活都很不容易。“蚁族”把青春停靠在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聚居村”的阶段,像是正在蓄能的光子,一旦蓄足能量,他们就会向高一层的社会轨道跃迁。   2009年7月,23岁的叶尚海(化名)离开求学4年的长沙来到北京。这个来自河北邢台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在天通苑的同学处蹭住几天后,在上地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并开始找房。有同事住在唐家岭,说那儿的房便宜,叶尚海拜访同事时来到了邓庄子的一处大院:15平方米的单间,每月房租450元,水费10元,网费40元,取暖费另交。他就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子里住了下来。   叶尚海第一份工作月薪2000元,转正后可以拿到2500元,但他在转正前一天辞职了,并在上地找到一家公司,待遇相仿,但平时有活儿做,可以学些东西。   他对未来的规划很清晰,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发展,就多学点技术,以后自己开个软件公司。虽然才来北京3个多月,但他对未来很有信心。   2008年秋,兰州某校新闻系女生马林林只身来到北京,在挤进无数场招聘会,网投100多份简历之后,一家广告公司接纳了她,不过每月只有1800元的薪水。   第一份工作“每天的任务就是做表格、打电话、写软文。”不久,马林林换了一份工作,月薪2500元,在一家项目服务的网站做网络编辑。但半年多来网站没有任何效益,老板心急如焚,不停地变换运营模式——“今天是项目融资、明天改成大众消费网,最近他又要让我们这些编辑挨家挨户做市场调研。我简直要精神分裂啦。”上司指挥棒的频频摇摆,让马林林无所适从。   但马林林还是希望扎根北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兰州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她也不想回东北家乡的县城,“回去什么也干不了,找工作还要托关系。”   “我感觉他们的天空是灰蓝色的,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还是有向上的力量。希望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探访员杜韵竹说。   在《蚁族》一书中不乏“再多的困难我也不会回头”、“人活着,就要不停地往上走”之类的自我鼓励。   《蚁族》主编廉思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住在‘聚居村’里的‘蚁族’正在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奋斗’的真正含义。刚毕业的他们面对生活显得捉襟见肘,但是这些能直面现实、接受现实的年轻人具有强大的精神动力,他们有自己的理想,而且正在积蓄力量为实现这些理想奋斗。” 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蚁族”样本——有快乐,有痛苦,有希望   陈华生于1980年,安徽安庆人。2001年,他来到北京,在中央党校读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考研未果,手忙脚乱地毕了业,留在北京找工作。之后四年多,陈华前后共换了五份工作。2008年4月,陈华开始创业。   陈华父母是农民,在家中劳作。陈华有个弟弟,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陈华念大学的时候弟弟正在创业,陈华找工作的时候,弟弟正在杭州的一家厂里做车间主任。2008年春节,陈华回家,陈华的弟弟已正在一家不错的工厂里当上车间主任,弟弟的孩子已经可以活蹦乱跳地叫他伯伯了。陈华说弟弟"混得不错"。   对陈华而言,找工作时最难的有两件事:面试和吃饭。每次面试被问及工作经验,陈华就晕乎。"有一次去面试,那个工作挺好,做销售,是家国企,"陈华说,"面试官问我有没有工作经验,我大脑一片空白。"陈华早忘了自己都答了些什么,但他记住了:工作经验很重要。找工作那段时间,陈华没跟家里要钱,自己撑着。但是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手头快没钱的陈华有点急了,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有个星期只花了十来块钱。"主要就是吃馒头,"他说,"那段日子很苦。"   两个月之后,陈华终于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一家私人的教育培训机构。工资底薪800元,根据推销情况提成,无北京户口、无三险。陈华笑着说:“当时是有点饥不择食了,反正先养活自己再说吧。”   陈华的第一份工作只做了两三个月。由于推销情况不好,陈华所在的团队被解散,负责的项目也结束。陈华几乎是空着口袋又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失业的日子是最难熬的。为了维持生计,陈华去发过传单,去给朋友所在的婚庆公司帮忙。中式婚礼上会需要舞狮子,陈华也硬着头皮上去舞,最远的一次去了河北,可报酬只能维持一两周。那段时间陈华几乎没和家里父母联系,也没和在外面打工的弟弟联系。   陈华自己没有电脑。不去打工的时候,他就一大早跑到网吧投简历,投完简历就揣上手机跑到海龙那边的中关村图书大厦里看书,等电话。陈华常看营销和求职技巧方面的书:"看这种书很实在,我今天看了明天就可能用得上。"   陈华的第二份工作,在某商学院,也是做教育培训方面的事。工资一千多,具体工作还是推销。新公司在西直门附近,比起劲松,近了许多。   陈华还记得,那次面试是集体的,公司老总亲自面试。屋子不大,摆着一个会议桌,那天挺神奇的,老总进屋的时候,旁边跟了一个人,陈华觉得眼熟,就坐到那人边上了,那人也看见了陈华。   面试之后陈华才想起来,那人是在以前那家文化公司里另一个部门的经理,姓谭。谭经理在楼上办工,陈华只是领工资和有时开会才上去,两人常会见面,但几乎没有说过话。   当天又有第二次面试,谭经理面试陈华。“他就说了句:‘一起好好干!’”最后留下了六七个人。   第二份工作的内容丰富了许多,各种营销形式都有,电话、陌生拜访等。有时候可能一整天都是做陌生拜访,就是直接登门拜访;有时直接在西直门大街上就直接开始工作。   陈华在公司时还有一个工作是去拍课。公司每周都会请老师讲课,并拍下来放到公司的网站上供用户下载。“拍课的地方和请的老师都挺不错的。”这份工作经历给了陈华很多有趣的回忆:“那时我们在小棚拍课,旁边大棚里拍百家讲坛,那时正在拍讲《红楼梦》的那部分呢。”每周拍课陈华都会去,对他来说,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挺值。   后来陈华曾跟着一个老乡去金融街做销售,跟教育培训完全没关系了。那活儿没底薪,要看运气,老乡之前就挣了不少,但陈华干了两个月,才拿到两百多块钱,就没再干。   居住:从蚂蚁变蜗牛   高三那年,陈华无意间去参加了一次成人高考,考分很高。2001年陈华进了中央党校,学习工商管理专业。陈华的宿舍是比较地道的北京四合院,一个班的同学就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宿舍区里配有自习室,还为考研的同学准备了通宵自习室。    毕业后,陈华随便找了个地方住下,租金不贵,每月两百八。第二个月,房子到期那天房东来催,陈华说:“我当时正在找工作,没钱,就说第二天再给,他很不高兴。”第二天陈华去找房东,房东只收了一周的钱,却限陈华一周之内搬走。   后来陈华遇到了一对老房东,因为房价要贵些,他和另外一个人合住一间屋。“他们很好,我很感激他们,”陈华说,“在我工作最不稳定的时候,曾经欠过他们四个月的房租。”陈华病了,老房东也会来关心关心,他偶尔也在老房东家吃饭。陈华说:“缓交房租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他们有时候在精神上也会给我一些鼓励。房东老太太会给我讲一些他们过去的经历,告诉我她吃的苦,她又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老太太当家,挺不容易的,她很坚强。”   2008年9月1日,陈华搬进马连洼,一直住到现在。这个房间很小,只有五六个平方,但“这里毕竟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了”。一张老式双层床,上铺堆满了杂物,下铺简单整洁;床边是张电脑桌,不过并不放电脑,桌子最上方的小台子上放了几本书,还有两根笛子和一根箫,其中一根质地不错的笛子已经开裂了。桌子的其他部分基本都被利用为橱柜了,油盐酱醋都在上面放着,还有根大白菜躺在临时搭成的架子上。桌子旁边的地上还郁郁葱葱地长着一盆蒜苗,陈华基本都是在家里做饭,这盆蒜苗给他省了不少心。   小小的窗台上,有一株文竹正迎着阳光,枯黄的枝里已抽出嫩绿的芽……   笛子是弟弟送的,他一直带在身边。陈华有些无奈地笑着说:"是支好笛子呀,北京太干燥,又没有时间打理,就裂了,怪可惜的。"陈华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感情,还在小学的时候,他就自学笛子,之后还陆续学会了唢呐、口琴和箫。   陈华把手边有的乐器都吹了一遍,他很投入,常常在吹到高潮的时候,眼睛就自然地闭上,嘴唇在阳光下微微地动。念大学的时候,学校里有个湖,陈华常在那里吹笛子,他记得有一次自己吹了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后来湖的另一边有几个女孩子跟着一起唱起来了,那情景陈华至今难忘。读大学时,宿舍里有六个人,谈恋爱的只有两个人。陈华觉得这种现象有些奇怪--一个班里居然几乎全是学习型的。   陈华没谈过恋爱。他戏谑地说,没有女孩儿看得上自己。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认真地说:“找一个合适的,不是那么容易,实话实说。”上大学的时候本来也是有机会谈恋爱的,但当时心思都在学习上了。毕业之后,到了社会上就发现女孩子都很现实。“你可以自己吃苦,但是她不愿意跟你吃苦。这是很真实的,很现实的。”   说到爱情,陈华感觉到的全是压力:“女孩子凭什么跟你,房子、车得有吧。北京人还好些,外地人在这边奋斗,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就是这么现实。”   陈华在自己博客上转载过一部网络小说《我和一个妓女同居的生活》。“别看名称是这么说的,内容很感人的。”他说。他说这部网络小说看的人很多,一天点击量是五万,好多人都看哭了,陈华说:“我没哭,但是很感动。”他说上面的一些人情世故最打动他。   生活,它有时让你觉得渺茫,有时让你又很痛苦,有时却也会给你带来快乐。其实,正如一位诗人说的那样,生活就是一张网,酸的甜的苦的痛的伤的笑的悲的喜的哀的怒的都被牢牢地网在了 一个过去完成时的“蚁族”样本——“有过那段经历,才知道什么是坚强”   偶然在网上看到关于“蚁族”的讨论,曾经的“蚁族”老徐一下就想起7年前那碗热腾腾的面条。   天色暗下来了,7年前的老徐徒劳奔波了一天后,买回1.5元钱的挂面,五毛钱的青菜,在租住的小屋里下面条吃。端起碗,老徐眼圈就有些热了:这样的日子持续4个多月了,啥时是个头?   那时的老徐,大学毕业后就留在郑州,租住在东风路上的白庙。   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是问家里要的,光房租水电就花去一半。除了求职应聘,老徐每天考虑最多的,就是这100元的伙食费该咋花才合理。   当时,老徐工作没着落,只能打打短工,但屡屡被骗,逢月底老板就挑刺儿。老徐毕业后的5个多月,就是这么熬过来的。直到有同学搬来,两人分担100元的月租,老徐顿觉肩上的担子轻了不少。   后来,老徐在打工之余,开始沉下心来学电脑。虽然两人住,多了些乐趣,但日子并不好过,晚饭吃得最多的还是面条。   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一年,老徐的踏实肯干赢得一家公司老板的信赖。如今,6年时间过去了,虽然不到30岁,但作为这家公司的创业元老,他已被公司上下尊称为老徐。   老徐前年买了房子,不久后私家车也有了。去年,老徐还结了婚,真正在这座城市营造起一个家。   如今,老徐时常开车沿着东风路走上一遭,但那个曾经住满“蚁族”的白庙已不复存在,那儿成了中原地区最大的电子科技市场,周边数十栋三十多层的高楼正拔地而起。   老徐说,“蚁族”的日子很辛苦,但也正是因为有过那段经历,才让自己知道什么是坚强,现在想来仍弥足珍贵,“一时的困难并不可怕,什么都可以放下,但唯独不能丢弃的,就是希望。 转自搜狐女人

蚁族最需要什么

蚁族最需要什么 前几天有幸在电梯口目击《蚁族》一书的主编廉思老师,他和一位北京“蚁族”刚刚接受过访谈。老实说,“蚁族”除了概念新颖之外,和“北漂”、“蜗居”、“麦兜族”等流行词汇一样并无本质区别,它只是精到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而被媒体竞相追逐。似乎没有人问过:这些蚁族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文/魏英杰 近日,多家报纸陆续报道了北京等地的“蚁族”现象。在一本同名专著中,“蚁族”指的是那些聚居于城中村,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的“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据统计,仅北京一地就有至少10万“蚁族”,而在全国这一群体拥有上百万规模和数量。 相关报道令人为之心酸。有一次,访谈者和这群毕业生一起吃年夜饭,当大家包完饺子、做好菜,天色暗下来,世界变得宁静的时候,突然所有男孩女孩都哭了起来。这种境遇和心情特别让人感同身受,从而也对这群怀揣理想、面对现实的“蚂蚁”产生深深敬意。 在他们面前,讲励志故事谈成功之道,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加理解这些词汇的涵义。在他们面前,剖析高等教育弊端,指责房价飙升,感慨工作难找,也特别不合时宜。他们正是这一切的目击者和“受害者”,还有谁比他们更有资格谈这些呢。所以,假如能够站到他们中间,我只想说一句话:“你们做对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一个人的生长环境、学历教育及个人禀赋、理想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所走的道路。从这角度看,“蚁族”并非一个彷徨无助、盲目漂泊的群体。他们只是在各种现实考量与利益权衡中,作出相对来讲最不坏的选择。据调查,这群人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大部分人是从外地高校毕业后到北京找工作。在城市化进程中,为了登上时代的列车,这就是他们所必须跨出的艰难一步。 虽然目前他们工作不稳定、生活无着,但未来却还有着很多机会。但如果留在农村或县城,也许他们这辈子就只能被时代所抛弃。这是处于商业社会的一个赤裸裸、硬邦邦的生存逻辑。也因如此,许多“蚂蚁”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兰州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这句话想必道出了大部分“蚂蚁”的心声。“蚁族”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的眼泪。甚至可以说,我们这些旁观者未必比他们活得坚强、快乐。 当然这并不是说,“蚁族”现象就没有必要引起关注与反思。如上所述,这一现象关涉高等教育、大学生就业、房地产价格等多方面问题。说到底,一个城市怎样对待外来人员,既能够体现这个城市的襟怀与底蕴,同时也是城市发展关键因素。因而,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采取措施让这些群体获得相对低廉、卫生的居住环境。比如,对这些城中村加以适当改造(并非拆迁),使之在各方面条件上满足外来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条件允许的话,还应当建造若干廉价公寓,使之成为“蚁族”居住和工作的“中转站”。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有责任为这个群体创造一个机会平等的就业环境。获取平等的工作机会,这是“蚁族”一切努力与奋斗的力量来源。生活条件差一些,工资收入低一些,这些困难都不足以让“蚂蚁”们退缩。但是,倘若一个城市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动辄对外来人员刻意抬高就业门槛,这将轻易地击败他们的信心底线,使他们不得不黯然面对灰色的人生。 在调查中,29.27%的受访者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这形象反映了该群体的集体焦虑所在。在现实世界中,固然不可能存在理想的、完全平等的就业环境。然而,取消户籍、学历、性别、年龄等多方面人为限制,却是具有现代眼光的城市管理者所必须做的功课。因为,高学历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正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 蚂蚁看似弱小,却是坚韧不拔的一种动物。“蚁族”并不需要带着异样眼光的同情,而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别刻意挡住他们的前路。只要给他们一个相对平等的机会环境,他们就能够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天地。(来源) 延伸阅读:什么是蚁族?  “蚁族”,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80后”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之所以将该群体名之为“蚁族”,是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   主要特征   首先,蚂蚁具有较高的智商。据相关研究表明,蚂蚁有25万个脑细胞,在所有的昆虫中,是最聪明的物种。蚂蚁的高智商能用来描绘该群体所具有的“高知”、“受过高等教育”等特点。其次,蚂蚁属群居动物,一个蚁穴里常常有成千上万只蚂蚁,这也与该群体在物理状态下呈现出聚居生活的特征相吻合。此外,蚂蚁很弱小,但若不给予其足够的重视,蚂蚁也会造成严重的灾害(如蚁灾),因此有人称蚂蚁为“弱小的强者”。蚂蚁这些特点与该群体弱势、低收入、不被人关注,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等方面极为相似。   此外,蚂蚁还有许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优点,而恰恰是这些优点,与该群体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比如蚂蚁永不言弃的精神:如果我们试图挡住一只蚂蚁的去路,它会立刻寻找另一条路。要么翻过或钻过障碍物,要么绕道而行。还比如蚂蚁所具有的期待情怀:整个冬天蚂蚁都憧憬着夏天。在严冬中,蚂蚁们时刻提醒自己严寒就要过去了,温暖舒适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即便是少有的冬日暖阳也会吸引蚂蚁们倾巢而出,在阳光下活动活动筋骨。一旦寒流袭来,它们立刻躲回温暖的巢穴等待下一个艳阳天的召唤。此外还有蚂蚁勤勤恳恳、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等等。这些特点,都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真实写照。   主要分类   学者廉思将这个群体定名为“蚁族”,并根据该群体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冠之以京蚁(北京)、沪蚁(上海)、江蚁(武汉)、秦蚁(西安)、穗蚁(广州)等称呼。   研究调查   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等城市研究调查显示,每个城市的蚁族聚居的人群数量都相当惊人。与就业、教育相比,该人群的性危机凸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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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科大校长“根叔”:只想用心和学生说话

    简要内容:“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我记得你们刚刚对我的呼喊:‘根叔’,你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是啊,我也得时时拷问自己的良心,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还能为华中科大学子做什么?”“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近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院士在2000余字的演讲稿中,把4年来的国事、校事、校园人物、网络热词等融合在一起。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学生激动地说:“我们的世界,他都懂!”   连日来,李培根校长的演讲稿被广泛转载,“根叔”也一下成为网络热词。不少人认为,大学精神需要“根叔们”把“根”留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根叔”来推动。   “根叔”成网络热词   “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我记得你们刚刚对我的呼喊:‘根叔’,你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是啊,我也得时时拷问自己的良心,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还能为华中科大学子做什么?”“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   这些来自于李培根校长题为《记忆》的毕业典礼致辞及相关报道很快被新浪、搜狐、网易、开心等网站广泛转载。人民网《每个毕业生心里都渴望有一个“根叔”》、荆楚网《“根叔”的传说愿每位校长都懂》等评论也都成为各论坛的热点。   “但愿华中科大尤其要有关于校园丑陋的记忆,只要我们共同记忆那些丑陋,总有一天,我们能将丑陋转化成美丽。”西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崔晓亮说,这些语言非常真挚。真话可以服众,真人可以服众,这正是“根叔”穿透人心的力量。   引发大学精神思考   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根叔”的走红也再度引发了关于大学精神和大学校长的社会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董银红指出,学生热捧“根叔”折射出市场经济冲击下大学精神的迷失和当今社会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期盼。教育体制僵化、行政色彩浓厚、产业化等特点使得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关系不太和谐,大学应该更推崇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人文关怀精神和负责任的教育精神。   武汉大学博导、社会学家周运清教授认为,李培根不讲官话,平民朴实,语言时尚、幽默贴近了学生心理。“根叔”走红体现了社会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声。大学教育不应再是板起脸孔教训人,而是要更宽容、开放、求实,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胥青山教授指出,“根叔”的称谓是学生对一个大学校长的最高奖赏,说明学生对于一个可敬可亲大学校长的渴望。一个校长可以说就是一所高校的精神象征,代表着一所高校的文化内涵,引领着高校的风气。   演讲稿系亲自操刀   “这出乎我的意料,其实这只是一种风格,我相信其他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有讲的更好的。”李培根校长说,“其实‘根叔’的称呼应该有两三年了,开始是在校园网上,有学生就直接用‘根叔’这两个字,我觉得很亲切。”   对于有人置疑演讲稿是由“80后”秘书操刀,李培根校长认真地说:“一个字一个字都是我自己想的、我自己写的、我自己敲的。连敲(键盘)都没有请秘书帮忙,最后完稿在飞机上面。”而文中提及的“俯卧撑”“打酱油”等很“潮”的网络热词则是李培根校长平时长期“潜水”学校校园网BBS论坛的结果。   今年62岁的李培根1981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留美后回校任教。2003年,作为我国制造业信息化方面的知名专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起担任校长。   李培根说:“学生对我也曾经有非常尖锐的批评,比如‘学位门’事件。”2007年,不少华中科大本部学生对母校给独立学院部分毕业生颁发本部学位证表示不满。“有人觉得越讲越讲不清,不如不回应。我认为学生意见那么大,要面对。”李培根校长不断地在论坛上发帖回应、解释,并与学生举行见面会,终于平息了争议。   大三学生雷磊曾多次作为校园记者采访过李培根校长。他评价说:“‘根叔’很随和,很多场合不管是见学生还是普通老师,都会同人一一握手问好。而且学校每年都会有‘与校长面对面’的活动,学生可以问最犀利的问题,甚至大学排名跌落这些关乎校长本人施政的问题,他也很少回避。”   面对学生的质问,会不会下不了台?李培根校长表示,如果学校有失误,就坦言失误;如果学生了解不全面,就讲清楚。只要真诚,不至于下不了台。大学校长只要真诚面对学生,一切都好办。   谈到校长和学生关系处理,李培根校长给自己打70分。对于没有完成的30分,他认为,以学生为本,很好讲,但是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只有让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真正深入到广大干部和教师的心中,那才行。“这一点上,我们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毕业典礼上,李培根校长3小时里与1200名毕业生一一握手。面对媒体和网络的热议,李培根校长表示,他只想用心去和学生说话。(据新华社电)  Read More →

    《牵挂》——华中科大院士校长深情寄语09届毕业生

    牵挂    ——在2009届毕业生典礼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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